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四十年。其间，高等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毛入学率从1981年的1.6%提高到2017年的45.7%，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是，在构建高校与市场、社会的深度互动关系上进展并不十分明显，这不利于形成高校的自我可持续发展机制，从长远看严重阻滞了高等教育提质增效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每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皆是为满足社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而制定，通过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发展部分高校，快速提高少数顶尖大学的办学实力，解决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矛盾。通过一系列重点工程的实施，中国高校学术实力、科技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部分高校已经具备问鼎世界一流的实力。这些重点工程皆由政府主导，其绩效考评及与之联系的资源分配基本上由政府决定，缺乏广泛社会话语的参与，往往造成满足社会需求之初衷在实践操作中得不到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科研经费使用、人事人才政策、内部机构设置等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但总体而言，高校治理体系改革主要集中于政府—高校关系变革，尤其是中央—地方—高校三者间纵向关系的调整，而广泛的社会参与、市场参与仍十分薄弱，多主体参与高校治理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近年来，《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等多项政策文件都强调推进“放管服”改革与管办评分离，并着力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但其间的深度、良性互动机制依然缺失。高校不对真正的“受众”负责，就难以从长远建立以声誉为核心的动力机制，办学行为短期化、功利化问题皆由此生。例如，人才培养本来是高校的根本使命，也是其最重要、最长久的声誉来源，更是办学资源的不竭源泉，却被严重地忽视，这也是当前提出“四个回归”要求的原因所在。
缺少市场调节的政府主导模式，极易出现行政管理遮蔽市场调节的现象，进而造成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局面。高校在政府推动下制定相应的发展目标与战略，在源头上却无法敏锐洞察社会需求，也导致非政府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和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不能被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潜藏的办学资源无法得到释放。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往往由非政府组织推动或高校自发实施，社会多元诉求和办学资源通过多种渠道反馈到办学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之间形成了稳定深入的互动机制和情感纽带，建构了以声誉为核心的“向利益相关者负责就等于为自己负责”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的重要体现就是高校以学生为中心，培养高素质人才，校友以捐赠等方式反馈给学校，形成正反馈机制。深度互动机制的建立，使得高等教育机构能够较为合理地平衡好应用研究及转化等短期利益同校友声誉等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有效规避了顾此失彼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科教分离、不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育变革跟不上社会需求步伐，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缺乏完全面向“客户”办学的机制，这里的“客户”既指抽象意义上的社会或市场，也可具象为在校生、家长或校友等。高校的主要办学资源不来自非政府主体，校友的职业成功这种“遥远”的目标最多只能成为“软约束”。在社会扁平化背景下，企业、家庭、非营利性组织、校友、捐赠人、基层政府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对高校发展的话语诉求不断凸显，已在不少办学环节实现了影响或嵌入。
因此，全国教育大会之后，高等教育改革再出发的关键就是构建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深度互动关系，推动高校建立自我发展、自我负责、自我约束的内生机制，形成以声誉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一是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政府管理和高校办学，保障社会机构参与高校治理的权利，提升社会参与水平，破解高校在政府主导模式下被动接受指令、资助、评估的路径依赖，逐步减少政府对高校内部运行的管理，提高其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二是以办学资源的来源多元化带动深度互动关系的实现、发展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和治理体系的多元化，逐步强化市场导向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家给予高校的经费支持应以常态化运行经费为主，引导高校面向社会拓宽资源筹措渠道，大幅提升非财政资金占办学经费的比例，改变高校过分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局面。从根本上促进高校面向社会办学，对社会、市场、校友负责，构建“以声誉求生存、以需求为导向”的自我发展机制。 （作者：吴伟,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3日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