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战略部署。计划围绕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要求，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到2035年，使这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而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
根据项目申报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已于4月29日正式开始组织申报。为了帮助申报学校吃透文件精神，准确理解国家意图，科学把握“双高计划”的本质要求、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教育部一方面在凯发k8官网公布《关于“双高计划”申报通知的十问答》，一方面在5月10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仅强调“中国特色”“高水平”两个本质要求，还把“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列为申报基础。
由上可知，国家对“双高计划”的要求和导向已经非常明确。然而，在具体申报过程中，仍有许多学校陷入申报认知的误区，迫切需要及时给予提醒和修正。
其一，大支持≠大投入。由于此次“双高计划”的项目总投入高达650亿元，所采取的政策是由教育部“领投”、带动各部委“跟投”的模式，而且又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对“双高计划”学校给予重点支持，因而许多申报学校为了显示自己的办学实力雄厚和项目建设决心，不仅在申报书的“办学基础”部分极尽美言、大秀家底，而且对计划建设的项目也尽情“大手笔”书写、高品位“畅想”，一味追求硬件的“高大上”，致使总体预算动辄十亿元之多。客观上讲，对于“北上广深”等经济超发达地区而言，数以十亿元计的建设经费投入也算不上特别离谱，但对于众多经济水平一般和较差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显得有点驰高骛远和不切实际了。从务实的角度讲，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此风不可长”。另一方面，为了高质量完成“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地方政府对“双高计划”学校的财政支持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更要偏向于引导和激发学校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提升“野生”能力，通过强化科研服务来增加自主营收，而不能滋长“等、靠、要”和“哭、喊、闹”的歪风。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引导才是“双高计划”建设的科学路径和真正目的。
其二，专业群≠专业组。国家之所以将“专业群”作为申报项目载体，而不是单个“专业”，主要是为了鼓励高职学校以宽泛的专业群对接完整的区域产业链，促进专业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发挥专业群的集聚效应和服务功能，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从学术角度讲，专业群更适合与产业链对接，更偏向于“微笑曲线”不同领域所对应的不同专业进行跨界组合，但在实际办学中，许多学校的“链条”意识并不强烈，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群”，而只是“专业组”。毋庸讳言，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新建专业需要增加很多人、财、物和课程、资源等投入，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省时省力省财，一些学校不惜以“专业组”替代“专业群”，只将本校现有的相关相近专业人为“打包”叠加在一起，再冠以一个名不副实的群名。显然，这样生拉硬扯的“拉郎配”，只能在形式上完成“建群”任务，而实质上群内各专业根本不具备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大量的传统制造类专业缺乏向基础材料、新品研发和市场拓展、凯发真人版的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内生动力，完全达不到“双高计划”提出的服务区域产业、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由此形成的师资队伍，也只能是“团伙”而达不到“团队”的标准，其整体攻坚实力很难充分体现和发挥。
其三，做方案≠做文案。笔者曾应邀参加了某知名高职学校“未来5年发展规划”的修订工作，一度为该校前瞻性很强的发展愿景和蓝图勾画而激动兴奋。当时的规划很有创新意识，只要能够争取到相应的资金支持，并全力以赴地付诸实践，完全可以在全国职业教育领域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然而，日前看其“申报方案”却大失所望，原本许多很有特色和堪称亮点的项目已经全部不见，唯一值得称道的只是精彩时髦的口号和对仗工稳的标题，更像是精美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宣传文案”，而非注重内涵创新的“申报方案”。私下了解，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学校没有远见、缺乏魄力，根本原因在于承担建设任务的二级院系思想保守、懒于创新，不愿自加压力，担心现在为了项目出彩和申报成功而给自己“套上龙头”，到时候却完不成既定任务，影响学校“通过”建设评估，因而宁可承担“缺乏创新”的“罪名”和指责，也不愿将那些本来很想去做而不确定因素较多的创新项目列入建设方案，甚至为了增加建设方案的“丰满度”和创新性，不惜将已经在做或即将做成的项目当作未来规划写入“申报方案”。如此工于“套路”的“文案”，显然偏离了“双高计划”的本来要义。
其四，走出去≠输出去。在“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是此次“双高计划”申报的重头戏之一。多年来，我国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项目教学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家层面也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对外输出的基础。然而，撇开“规模最大”的先天条件之外，在实际办学的水平和体系构建的“现代性”等方面，我们仍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基于这一现实，我们“走出去”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定位于将现有的职教资源和办学经验简单地“复制”到职教基础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只满足于抢占“先机”、单打独斗地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成立培训中心、组建国际学院，而应当适时成立中外职业教育合作联盟，架构国际交流平台，大力开展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牵头制定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当地实情，同时还能较好服务在外中企的职业教育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提升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交流”的目标，也才有可能最终占领全球职业教育的制高点。 （作者:王寿斌,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05月21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