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国家示范性高职和骨干高职“国家队”的引领下，高职院校这支队伍在硬件设施、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技能教育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高职院校的就业率也一直让部分本科院校“望尘莫及”。然而，一直以来，职业教育“重技能轻文化”也屡遭舆论诟病，而高职院校自身的探索，以及企业、用人单位的信息反馈都表明了，优秀的技能型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优秀的技术水平，还需要良好的文化素养和较高的综合品质，这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修订都是一种“反拨”作用。
毋庸置疑，文化的繁荣是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必须承认，在高职院校发展前进的队伍中，也存在着追求、层次和境界之分，由于办学历史、办学条件、办学理念、所处地域以及依托的行业和企业背景等各不相同，高职院校在办学理念、办学层次、办学重心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服务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些发达地区的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由于起步较早、发展速度较快，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开放，享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力，早已经从“求生存”的阶段过渡到“求发展”的阶段，向着更深层次的阶段迈进，已经凸显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朝着文化育人的方向不断纵深发展。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一些高职院校的党委书记也撰文指出当下高职院校推进“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也有的院校在构建“文化育人”系统的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安蓉泉的《高职“文化育人”的错位与调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洪一的《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系统设计与实践》、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胡正明的《高职院校如何推进文化育人》等。一时间，“文化育人”成为一个热词，是学者和办学管理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代表了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和文化育人意识自发的觉醒。
归根结底，文化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基本的体系构建。然而，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当下的“文化育人”在许多院校那里不过是一种“褊狭”的理解，所谓的“文化育人”已经被片面地等同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比如，各种文化节、社团活动、文体竞赛等，虽然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风生水起，可是，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一者，“文化育人”演变成为宣传、团委、学工、工会等部门开展各种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单一形式；二者，第一课堂难以渗透“文化育人”的理念，无法同专业课程紧密结合，在主要承担“教书育人”功能的一线教师那里，似乎还是注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这就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第一课堂“文化”缺位，第二、第三课堂“专业技能”缺失，技能与文化成了“两张皮”。
当然，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一方面，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办学历史比较短，还处于生源危机的边缘，生存才是硬道理，文化的积淀相对较为薄弱，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形成具有自身院校特色的、有效的文化育人体系；另一方面，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对“文化育人”的理解不够透彻，认识不够清楚，落实不够充分，以至于人人谈及“文化育人”无不承认其重要性，可是一旦涉及具体的措施、实践和操作，几乎又无计可施，甚至被一些轰轰烈烈的“假象”覆盖和淹没了。
可以说，很多高职院校当前对“文化育人”还存在着认识模糊、特色不鲜明、内容不完整、动力不足、机制不健全、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亟待“拨乱反正”，这需要高职院校明晰“文化育人”的概念和内涵，加强顶层设计，理顺管理机制，凝聚理念共识，为“文化育人”的有效开展，提供思想和体制上的双重保障。
高职教育兼具“高等性”和“职业性”，要让高等性统领职业性，避免陷于褊狭式发展的胡同，需要大学的文化精神做铺垫和引路。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最终将会演变为文化的竞争，唯有文化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特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文化育人”应该成为高职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之一，需要高职院校积极探索、认真思考、充分落实。
（胡波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7月12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