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教育部批准在有色金属行业依托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探索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一年多来，有色矿业集团集合国内8所院校筚路蓝缕，主动探索，为企业与职业教育共同“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实践样本。
2016年11月22日，由21名中国老师组成的教学团队，针对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企业当地雇员的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与企业联手实施“走出去”试点，取得阶段性进展。基于实践，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集中力量解决面临的问题，是确保职业教育“走出去”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保障。
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民心相通”的桥梁和基础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实施，我国“走出去”战略迈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
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最终目标，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单打独斗。不搞一厢情愿，就要求我们不能只考虑本国、还要考虑他国，要以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切入点，找准合作点和面，找到共同利益，尤其不能只重政府而轻民众，要把“民心相通”作为基础，才能获得他国政府和民众真心实意、全方位、长久的支持。
不搞单打独斗，就要求我们改变过去“走出去”以企业为主导、光有经济眼光忽略文化教育的思路。要建立经济与文化教育、硬实力和软实力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善于打“组合拳”，才能走得好走得稳，使“走出去”战略真正成为促进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一手好牌”。
从实施“走出去”企业的实际问题看，职业教育“走出去”，也是解决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资源行业企业走出去，后发劣势非常明显，很难获得优质资源，资产保值增值难度大，尤其当资源价格持续低迷时，走出去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所在国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我们认为，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为走出去企业培养所需要的合格的当地雇员，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我们能够有所为且大有可为的重点，是走出去企业逐步扭转竞争劣势的重要抓手。
只有培养出大批具有熟练技能、懂中国技术和装备标准且懂汉语、懂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的当地雇员队伍，生产效率才能提高，经济效益才有保障，中国企业才能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走得好、走得稳。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取得进展也遭遇诸多问题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企业与院校统筹各方资源，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进展：
首先，获得了各方对试点的认可和支持。赞比亚方面，在2016年3月22日陪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视察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时，赞比亚副总统维纳对中国有色集团计划在赞比亚设立能力建设学院给予高度评价；国内方面，教育部组织召开试点工作启动会，外交部、商务部派员参加，共同为试点项目提供指导；国内合作方赴赞比亚进行专题调研，获得我驻赞比亚使馆、经商处、驻赞武官的高度认可；教育部下文明确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院校为试点参与院校，8所院校先后将试点项目纳入所在省市教育发展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国有色集团与国家开放大学联合申请设立孔子学院并获得国家汉办认可。
其次，针对赞比亚当地雇员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8所院校共派出21名老师前往赞比亚开展试点培训工作，先后开设了浮选工等6个专业工种的技能培训班，培训班受到了当地雇员的好评。随着当地雇员口口相传，受训员工从最初由企业选定的几十名到目前的选定加自愿共一百多名。受训面从当地雇员逐步扩大到几十名中方员工，希望接受培训的人数不断增加。受训学员工作技能有了明显改善，生产中一些问题出现频率逐步降低，员工工作热情显著提高，而中方老师团队也得到了极大锻炼和提升，检验和证明了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基础和能力。培训工作逐步进入良性的轨道，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再次，工作机制逐渐成熟，摸索积累了经验。通过成立试点工作小组，明确职责，落实分工，保障了有效推动试点开展。院校派出的老师团队成立临时党支部，与企业中方员工和受训雇员“结对子”，共同开发培训课程、商讨培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并在培训之余帮助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难题。试点工作组逐步摸清了职业教育走出去所能获得的现有政策和资源支持渠道，逐步明确了职业教育成功走出去所需要的条件、步骤和路径，逐步发现了并推动解决了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关键是通过培训班的效果坚定了走出去的信心和决心，为2017年在赞比亚筹建“能力建设学院”、正式开展学历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阶段性成果的取得，也伴随着诸多问题的不断出现。
资金问题，是影响后续工作的关键点。由于是试点，没有设立专项，只能从现有的渠道由各参与方和相关方合力解决。但从现有渠道解决也遇到各种政策限制，比如能力建设学院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只能申请援建、8家院校的资金和设备无法直接投入到境外、中央财政无法支持而只能从8家院校所在省市财政给予支持等等。这些政策和限制，协调的难度大、时间周期长、有些政策暂时无法突破、有些资金使用了将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而资金问题不解决，试点工作持续性难以保障。
境外办学模式、标准及师资能力存在问题。境外办学，首先要获得他国政府的批准，要研究他国课程体系与我国相应专业课程的对接融合，开发出相应的课程和教学标准，要培养能力胜任、获得他国政府认可从业资格的师资。这些对于我们是最大的考验。
此次各院校派出老师的综合表现证明：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和素质，但是整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整体考虑，需做大量基础研究，尤其是需要我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就境外办学问题达成相关协议。
职业教育“走出去”，珍惜启示开动思考
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战略定位和作用已经非常明确，但并未形成专门的规划或指导意见，相关工作尤其是费用预算尚未列入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如外交、商务、教育、发改、财政、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国家国际汉语推广办公室等）的相关规划，需要建章立制。
加强顶层设计和工作机制建设。为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工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目标、步骤、工作方案、配套政策等等，整合现有的资金和资源渠道形成专项，建立起统一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体系，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同时，为便于工作推动，应建立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避免工作过程中重复地沟通汇报，确保工作重点和精力放在境外办学上。
校企合作共同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作为供给方，院校要以企业走出去对人才和技能“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实施“走出去”，为企业解决难题、提供支撑。而企业的现实需求又为职业院校走出去指引了方向、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保障。总结近年来经验教训不难发现，在缺乏企业的明确需求、缺少企业的外围支撑的情况下，职业院校“孤军”走出去很难成功。今后，应形成“企业走到哪里，职业教育就办到哪里”的工作格局和基本模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
要“走得早、看得准”。职业教育“走出去”不仅要做到与企业“走出去”同步，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做到“教育先行”，发挥职业教育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作用。通过培养大量懂汉语、懂中国企业标准和文化的当地劳动力，为企业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更好更稳地“走出去”做好铺垫、营造氛围、创造条件。同时，应紧紧围绕他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尤其是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紧紧围绕我国企业走进去大有可为的产业、围绕企业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开设专业、招收学生、培养人才，既为他国培养支柱产业的合格建设者，又为我国企业走进去提供人才支撑。
加快提升教学能力和配套能力，倒逼国内职业教育改革。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职业教育具有优势。但目前我国职业院校还准备不足：主要是对他国职业教育现状和法律体系认识不深，未形成直接输出的教学标准和课程体系，外语教学的能力普遍不足。
为此，我们应一方面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政府部门的深入沟通交流，为职业教育合法“走进去”铺平道路，为学校注册、中方师资上岗教学、中方特色课程（尤其是应用汉语）纳入他国教育大纲、基于援建模式的学校运营管理和经费投入等提供合法保障。另一方面，应以走出去倒逼职业教育改革，加大相关教学能力建设的投入，国内院校要批量培训他国师资，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储备更大量的与我国职教标准接轨的成熟师资。
摘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来源于《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