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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嘉宾：
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嫡孙 张元龙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南开校友总会理事长 薛进文
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南开中学副校长 马健
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史研究室主任 张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侯杰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宋秋蓉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 李溥
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友代表 张国贤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孙元
张伯苓先生为使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于1926年8月成立南开学校“社会观察委员会”。委员会宗旨即“欲挽救中国民族之衰颓，国家之危亡，舍造成具有‘现代力’之青年……实施‘开辟经验’的教育以促成中国‘现代化’而已”。张伯苓办教育，是自觉地为着推进中国现代化而进行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研究员把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840年至1911年，清朝晚期现代化起步阶段；二是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局部现代化阶段；三是1949年至今，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阶段。张伯苓的办学实践，主要在第二阶段。
日前，“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也正在制定之中。4月5日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纪念张伯苓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张伯苓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的探讨，对以教育现代化推进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启发。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张元龙和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向校友会代表和师生代表赠送了张锡祚为其父张伯苓所作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
针对中国时代痼疾，开出教育救国良方
记者：与张伯苓的时代相比，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今天为何还要重温张伯苓教育思想？
薛进文：作为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标，而且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仍有多方面的启示：一是教育宗旨不可仿造。从照搬欧美教育到对其客观评价、批判地吸收其有益成果，张伯苓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痼疾，找到了南开教育的发展道路，体现出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然趋势。二是“知中国，服务中国”要靠科学和人才。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要建立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知识体系，培养通晓中国问题、愿为中国富强献身的科学人才。三是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一所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否体现学校功能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与目标是否一致，课程设置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过程是否满足人才培养要求，教学理念、内容、方法、手段等能否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都是一所成功学校的基本品质，不是单纯靠数量扩张就能够实现的。我们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合格人才。
龚克：从严范孙、张伯苓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算起，南开建校已有112年。若从1898年张伯苓执教严氏家馆的私塾时期算起，南开创办时间就更长了。自创办南开学校以来，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教育和南开学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我们仍然在纪念他们，深切缅怀这两位南开的创办人，不仅仅因为他们开创了南开的事业，而且因为他们把不朽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南开、留给了中国的教育。
记者：作为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校长，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源起是什么？
龚克：张伯苓办教育是为了救国强国。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1929年7月12日张伯苓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演讲的法文记录稿，不久前来访的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先生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南开大学。在这次演讲中，张伯苓提到了中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何通过教育来救中国。他说：“中国走出困境、解决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教育可为中国提供懂得如何奋斗的有经验、有准备的人才。这是我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十余年来投身教育事业、努力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原因。”当时，张伯苓还不可能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张，也没有投身社会革命，但他在培养利国利民人才的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革命家，比如周恩来、马骏、于方舟、彭雪枫等。
记者：您怎样理解张伯苓的“公能”教育？
李溥：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在《温家宝谈教育》中说：“我想起我的母校南开中学。这所学校培养出68位院士和各方面的杰出人才，‘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及他人的能力。”“公能”校训是南开的法宝，正因为这样，南开才能够培养出众多领袖人物和大批栋梁之材。诚如校友刘东生院士所说，“这个校训是跨越时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育人箴言，过一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失真”。
张元龙：南开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当时中国一次重要的启蒙运动。启蒙的焦点就是公和私的正确关系。早在1915年3月，张伯苓就指出：“试问海内视国事为己事者几人哉！”他又提出：“欲免为亡国之奴，请先克服自己。”南开建校30年时，张伯苓正式宣布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其实，这是对30年南开践行教育救国理念的总结和提炼。
南开学校的创始人严范孙，曾任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教育，但他辞官回乡，倾尽家财，开办私学；张伯苓是教授私塾出身，后来却以“公能”为本，把学校办到“有中国即有南开”、“中国不亡有我在”的境界。其中的一私一公，很值得思考。公私关的启蒙，现在依然是很重要的问题。
龚克：张伯苓提出“公能”教育思想不是偶然的，他在巴黎演讲中说：“决定国家价值和实力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公民的意识、活力、创造力、自信心和凝聚力。发展个体的素质，培养强壮、活跃的生命，也即健全的人，这就是我要追求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救国强国的唯一之道。”“中国保持着自己的历史，保持着自己的活力，而且我们一定要有美好的未来。面对当今的时弊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使其能够思考现状，解决当下问题，为一个独立而和平的未来中国做好准备。”
“公能”教育思想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育人的根本。现在我们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其精髓就是“公”“能”“日新月异”。今天最大的“公”，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想，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一代新人。而“能”，就是修身报国、服务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侯杰：张伯苓把“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作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他认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愚”，民性保守，不求进步，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弱”，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烟害泛滥，早婚流行，导致民族志气消沉；“贫”，科学不兴，荒灾叠见，生计艰难，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散”，不善组织，不能团结；“私”，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
在他看来，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孙元：作为南开学生，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的“公能”志向永远没有变。南开初创时中国满目疮痍，在“公能”精神感召下的南开学子，用自己发出的微弱光芒，照亮了民族前进的道路。周恩来、于方舟、何懋勋和张伯苓四子张锡祜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记者：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是否受到严修先生的影响？
张国贤：张伯苓是严修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者。严修亲身经历过三次战火，英法联军之役、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给他极大的刺激。他冒死上书，积极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教育，以救国图存，开后来“公能”校训之渊源。
反省文化沉疴，培育现代公民
记者：张伯苓的教育是为建设现代中国服务的，是为造就现代公民的。在这方面，他的教育有何特点？
宋秋蓉：张伯苓在审视中西文化差异中，痛切反省中国的历史文化沉疴，其所体认的公民素养教育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
一是个体权利与公共责任意识的教育。他说：“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这里的责任，既有现代公民素养中公共责任的意蕴，又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感的本色。
二是公共道德观念的教育。他说：“爱物亦公德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其宗旨是养成维护公共环境与秩序、热爱国家乃至世界的现代公民情操。
三是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的教育。这对于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他说：“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相互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
四是诚信意识教育。他说：“做事没志诚，不恳挚，是不成的。”
五是个体自由与规则意识教育。这是现代公民素养教育的必然要求，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说：“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
马健：张伯苓践行“公能”教育，对教育方法不断改进，希望学生在平时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勉励学生求学戒空谈，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南开学校科学仪器、图书、体育设施完备，开设了社会观察课，让学生了解实际，增进社会责任感，重视学生结社和集会能力的培养，为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做准备。
记者：爱国主义精神是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部分，张伯苓的爱国教育有何体现？
侯杰：这典型地体现在抗战中。他不仅鼓励学生、孩子奔赴抗战前线，而且当南开学校在日寇炮火中毁于一旦后，马上公开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给他一枚抗战胜利勋章。当得知南开学校没出汉奸时，他十分欣慰，觉得这比获得任何勋章都重要。
扎根本土，守住中华文明的精髓
记者：面对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全盘西化思潮，张伯苓在办学中是如何抉择的？
李溥：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在《温家宝谈教育》中有这样的评价：“张伯苓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龚克：张伯苓在巴黎演讲中，特别强调在学习西方时要明确底线，坚持中国传统、坚守中国价值。他说：“中国不能忘记，即便中国在物质方面与西方一样拥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借此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中国还是有无数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是我们不能丢弃或忽视的。”
张伯苓的这种爱国精神是不朽的，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仍需传承和弘扬。
张健：南开学校创办之初，欧美化倾向一度比较严重。1924年，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经过深刻反思，张伯苓认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于是，南开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于半“洋货”化——学制、师资、教材均直接或间接来自西洋，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对此提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要办“土货的南开”。“土货”，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以更好地“知中国、服务中国”。
面向国际，争与牛津哈佛“东西称盛”
记者：南开校名来自学校所在的“城南开洼地”，名字非常朴素，却面向世界，志向远大。对此您如何理解？
龚克：1944年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提出，“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今译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他的这一理想，不是为了一所学校，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这个理想，他苦干、实干、拼命干、带几分“傻气”地干。张伯苓的实干作风是不朽的。这种实干，是从我做起、从“面必净、发必理”这样最基本事情做起的实干，是艰苦奋斗的实干，是历经挫折而愈益勤勉、百折不回的实干。
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争创“双一流”，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必须继承发扬张伯苓的实干精神，全力以赴实现战略目标。
张健：值得注意的是，张伯苓不是要照猫画虎地办成“东方牛津剑桥”“东方哈佛耶鲁”，而是要与之“并驾齐驱”“东西称盛”。在他看来，南开有不足，要发展，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何等自信。
募捐并承担社会责任，尝试现代大学办学方式
记者：张伯苓参加了大量募捐活动，这体现了什么样的办学特点？
张元龙：张伯苓办学期间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学校募捐。南开学校是全社会的捐资、赞助与扶持造就的。这种以社会捐款、校友捐赠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办学模式，正是当今世界名校使用的办学方式，70年前的南开大学就已经成功实践了。
记者：张伯苓还参与了大量社会工作，这体现了他什么样的追求？
张元龙：他同时曾经是中国另外28个学校的董事或董事长。据不完全统计，1917年到1948年他的催捐函电超过200次，不少是为帮助其他组织或个人。他出席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的会议380多场，各类讲演、报告、讲话482次。社会职务209个，大到国民参议会副议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小到“未能归家学生组织暑假乐群会”名誉总干事，除教育和体育外，涉及宗教、文化、外交、禁毒、废娼、防灾等众多领域。
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说，南开学校是当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公益项目”。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14日第6版 | 